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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绝 而 一 通 ——韩天衡访谈录 ◇地 点：上海·韩天衡寓所 张：现在一般研究印学的，都是用您这本书。这本书已经出版20年了，您有没有考虑再增补些内容？ 韩：1983年以后，我在上海画院担任领导工作了。我知道，今后不可能再有那么多时间去搞这样的工作。所以我想，手里已经掌握的资料，包括后来收集的一些新资料，如果公布于众，可能对篆刻的研究、对学习篆刻的朋友有用。有很多朋友讲，这本书对他们还是很有用处的。我和西泠印社提出来，将来可以搞篆刻史，或者叫印学史，这是最有意义的。我原来是想做这方面的工作。我搞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70万字，搞《中国印学年表》40万字，搞《中国篆刻大字典》近三百万字。要是写就写一部成体系的、体例完整的，更细密一点的，我跟西泠印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，他们也接受了，最近我们在做这方面前期的工作。我年轻的时候倒是有雄心壮志，也做了一些铺垫准备，现在自己在画的方面用的精力要多一点。 张：您曾临摹过数千方古印，在传统上您下过很大的功夫，同时您又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印人，上世纪80年代，印坛曾经出过“韩流滚滚”的现象，众多的年青印人崇拜、学习您的印风。您曾多次著文谈传统与创新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您也曾参加过“流行印风”展。今天，再请就创新问题谈谈您的观点。 韩：我也接到一些报社同道的电话，说对我去加入北京“流行印风”展览不理解。我当时就对他们说举办者特邀我拿作品去参加“流行印风”展览是看得起我，不好拒绝。也不会因我参加了“流行印风”的展出，我的作品即定性为“流行印风”，我还是我的印风。其实不同风格的碰撞只有好处而无坏处，最后他们也同意了我的见解。我个人认为“流行”并不是坏。不要简单地下“否定”或“肯定”的结论。“流行”是“新潮”也是“时尚”，自有其冲出“因循守旧”发展的要求及存在的合理性；但“流行”要变为“经典”就务必使印人和印作的表现得有更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含量，体现出它应有的深度、力度、强度。回顾历史，明清时一些杰出的篆刻家，当时大多带有“流行”的色彩，但“流行”后能否成为“经典”这和作者对传统养料继承、消化、创新、发展了多少相关联。我们不妨带着扶持、鼓励的心态友善地看待“流行”，辩证法告诉我们不要排斥“异端”，而所谓的“异端”里往往存在着有价值的苗子，有时还恰恰是希望的所在，相信有些好苗子会生根、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青年人有闯劲，有想像力和冲击力，敢于在艺术的大海中探索，这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所最缺乏的东西。要宽容和支持，轻率地一味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都是不可取的，如果在艺术上大家都守旧泥古，不敢越雷池半步，那么就出不了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。古人说的好，“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”。艺术不需要重复，创新才是艺术生命的所在，才能使一部中国篆刻发展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博大精深。对于传统和创新，我还是那句话“传统万岁，创新是万岁加一岁”。认真对待传统和锐意创新是事物的两端，是相辅相成的。一个对于传统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，你期待他在艺术上出现一个开宗立派的新风格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新的推翻旧的，不讲资格，不讲情面，讲的就是打倒和替代，很残酷。艺术发展规律是继承、发展、叠加，讲“百世同堂”。不会因为出现了吴昌硕，而“扬州八怪”在绘画、书法、篆刻上的成就就顿失光彩；不会因为黄宾虹创造出崭新的焦墨山水，董其昌的南宗山水也就此黯然失色。书法上，宋元明清大师迭出，而先前的王羲之、欧、褚、颜、柳依旧有着永不衰败的魅力。新的艺术风格的诞生都有其传统的基因存在。有些人在艺术上不能出新，怪“传统”是自己的“拦路虎”，认为“传统”不能学，一学就跳不出来，这是毫无道理的。“传统”是祖宗给我们的一份优秀的珍贵遗产，主要看你是否能吸收、消化。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是从“传统”这扇前门进去，优游一通，饱餐一通，大有收获之后再找一个别人找不着的边门走出来，既有老祖宗的东西又有经过自己加工转化成自己面目的东西。明代从文彭到现今，篆刻印人何止百万，但真正开派有面目的篆刻大家也就这么数十人而已。而试看这些有成就的篆刻大师们哪一个不是对“传统”吃得透之又透后“别开生面”的？所以说在艺术上要“传统”还是“创新”的问题不是一个争论的理论命题，而是一个如何实践的问题。而且，讲到底，我们学习“传统”是学习那些历史上创新的独具价值和面目的好东西。讲“推陈出新”是推往昔之“新”出今日之“新”，其本质是“推新出新”。 张：艺术的创新不是凭空而来，艺术更注重“衔接”，这一点与科学有着区别。艺术创作不需要“革命”。 韩：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，同样是照明，电灯与此前的烛火看不出有什么内在关系。精神领域的问题，无论从创造还是从接受角度来讲，都不可能发生横断式的革命性变革。后代新成果的出现并不形成对前代成果精神价值的否定。在科学技术上，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大发展超越了此前人类几千年的所有成就，但对于精神产品却无法作这样的判定，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巴金就否定曹雪芹的成就。也不能因为有了张大千就否定石涛。艺术是不可重复的精神创造，每一件艺术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特质和精神魅力，它并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希腊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。另一方面，从接受的角度讲，人们的思想的发展往往是一个永恒连续的过程，发生断层式、革命式的更新将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实际的。 张：在书、画、印的创作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强烈的风格，您是“三绝而一通，一通百通”。您著作等身，涉及书画印论、考证、鉴定。您又非常喜欢读书。 韩：以前谢（稚柳）老一直鼓励我多读书。读书是固本，它会陶冶人的情操，提高自身的学养，境界。胸中藏有百万诗书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流露于笔端，作品自然也就格调高、意境远。意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。画家创作一幅作品，就是要构筑一个优美的意境，通过这个意境，告诉人们画家心中要表达的东西，读者也正是通过对意境的领悟和把握，达到与画家的精神世界相通。 张：最近看到一系列转载陆俨少先生的文章，其中牵涉到您，可以谈一谈吗？ 韩：我与陆先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从“文革”的初中期开始我们的友谊大概维持了至少20年，真的是忘年交。我给你看一点资料，你可以知道我们那时候真是感情深厚。拿陆先生自己的话来讲：“天衡与予道义交，每别未尝不怀念也。”什么叫道义？当时他患难，“四顶帽子”戴在头上。而我是个共产党员，用那时的话来讲是“头上没有辫子，屁股上没有尾巴”，谁都抓不住把柄的一个复员军人。我非常仰慕、钦佩他的艺术，我们非常谈得来。他也感到我在艺术上有很多自己的看法。所以那时陆先生写鲁迅写给瞿秋白的句子给我——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，关系真的是亲密无间的。我给他刻图章，他空下来就画画写字，艺术交流很多。他前后叫我刻过三百多方印。陆先生大大小小画过几十件字画给我。他为批斗提交的检讨报告往往是我起草的。我们相濡以沫、休戚与共。后来，陆先生在晚年（1991年）突然写文章批评了一些人，也指责到了我。讲的话很激烈、很偏颇，但不属实——因为我有陆先生先前给我的与指责有关的一些亲笔信件、文字作证。当时陆先生年衰多病，况且我们有经过苦难考验的真挚友谊，又不想申辩后对陆先生造成某种伤害。只是出于还自己清白的想法，将他的文章与我手里那些原始信件、文字复印后交上级组织考察、备案。以至于只读过陆先生这篇文章的朋友，会对我形成不良的看法。相信有朝一日，这些原始信件、文字公布于众，是非曲直会大白于天下，是会有客观公论的。但是，时至今日，我对陆俨少先生，以及他的精湛艺术始终是敬重有加的，是不会因一事一时受到的责难、委屈而动摇改变的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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