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 花 秋 撷

——西泠之忆（三）

作为学术团体的西泠印社，以往一年一度的重阳前后的理事会外，它的工作班子是办公室。办公室既管理日常印社工作，又负责一个编辑出版班子。此外还有一个书画图书的门市部。非但是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且是学术团体中仅见的一种多元的学术、出版、销售一体化的模式，这在几十年前是不能不令人称奇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有幸时常去杭州接触到西泠印社。讲白了是接触到日常工作班子里的师友们。他们没有架子地待人，特别是待我们这些无名小卒般的青年人，热情、和蔼、谦逊、这感觉是美好而深刻的。

七十年代中期，杭州没有出租车，即使有也舍不得花钱坐。公共汽车又太拥挤且往往被兜得昏头转向，印社里如朱关田、郁重今先生常腾出自行车供我使用，访师探友大为方便，这对求知欲旺盛而时间苦短的青年人来说，称得上是雪里送炭的。而且只要我一到杭州，他们（包括社领导吕国璋先生在内），都礼贤下士地主动联系住宿，解决种种生活、求知方面的问题，真可谓无微不至。这些都使人觉得西泠印社的确是咱们印人之家。

1982年，印社交给了我一个艰巨的工作，委我着手编纂一部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，我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下了这任务，然自己的学识资质的欠缺是一大难点，而更现实的难题是如何“找米下锅”。我除了以往积累的文字，以及在国内一些图书馆读书所得，印社当时的主任丁茂鲁老师和寿香君大姐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，葛岭的藏书楼里存放着印社近六万部的明清珍贵印谱，其中的序跋题记，及前人的印学论著都是有待开挖整理的宝藏，我曾先后两次约二十余天在这罕有机会进入的宝库里“暴饮暴食”。清晨即赴葛岭，拎一只热水瓶（当时没有矿泉水之类的便于携带的纯水）夹二只枕头面包（当时没有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糕点），从早晨八点多时去为我锁上门，孤灯只影在书堆里读书、抄书（当时没有复印机，一切都得手抄），到下午五点工作人员进库清点锁门。然后，我对白天抄得的文字，晚上再在小旅馆里整理、标点，以及对某些一时不能尽识的草书文字及异、别体字加以辨识。年轻真是个宝。二十几天的日日夜夜，抄录二三十万字，居然一无劳顿之感，搜罗到极多且有价值的印学资料。这不仅是为编订论文选提供了基础，就个人而言，读未见书，尝精辟文，大有“小民暴富”和“肉丰胸挺”的充实感。记得孙慰祖弟也参加过几天没日没夜地读、抄、识、誊的劳作，后来眼睛红肿得像小红柿。记得当时他总摇摇脑袋对己不无遗憾而对我颇有羡慕之意地说：“先生，侬真厉害！”

    经过前后整整两年的夜以继日地编订，70万字的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于1985年正式出版。学力不足及时间仓促不免存在遗珠之憾及失误之痛。然而对这部书的选题到成书，其中凝结着西泠印社编辑部诸多同仁的温情乃至心血，时间如梭地过去了二三十年，而葛岭读书抄书苦尽甘来的滋味，特别是西泠师友从生活到学业的关怀支持，助人为乐的爱心，还犹如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那样，热乎乎、沉甸甸、甜滋滋，不能忘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3年6月24日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于豆庐